符号学视阈下的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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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引言 在人类心目中,花是美的象征。通常一个国家会选出一种蕴涵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花种作为国花,象征民族特性。人们也常用花来表情达意,赋予各种花以不同的象征意义,于是花本身便

引言

在人类心目中,花是美的象征。通常一个国家会选出一种蕴涵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花种作为国花,象征民族特性。人们也常用花来表情达意,赋予各种花以不同的象征意义,于是花本身便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也就是花语。花语源于东方,自古便成为了一种会心约言的工具。比如在唐诗宋词中,“花”就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景物意象之一。“杏花”、“桃花”、“梨花”、“梅花”等意象符号历来为词家所喜爱。它们的出现为唐宋诗词增添了许多韵味。而在日常生活中,送花也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极富传统而又具有现代意味的重要社交行为和礼仪举动。现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花语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解释花语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表意功能。

一、符号及其特性

符号学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索绪尔在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时就对符号学有了总体构想:“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102根据索绪尔的观点,符号学应该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的生命,研究社会所接受的、以集体习惯和约定俗成为基础的符号表达手段。根据我国学者乐眉山[2]5-10的总结,索绪尔对符号性质的认识可以归为五点:任意性、社会性、心理性、连续性和可变性,并认为这些性质属于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所有符号。

索绪尔是从符号内部结构来定义符号的。如果从符号整体着眼,国内学界大多主张把符号界定为“任何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3]19。作为一个符号应该满足三个方面:“a.符号必须是物质的,它具有物质性,如图像、颜色、声音等。只有物质的东西,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从而能被人的感觉所接受。b.符号应该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否则符号便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不能成为符号。这种信息可能涉及其他具体事物、抽象的概念,甚至是复杂的现象。这样,符号就可以代替超出感知范围的、看不见听不着的食物与思想,使其摆脱时空的限制,并成为它们的具体依托。c.符号传递的必须是一种规约性的社会信息,而不是个人赋予的独特含义。”[3]19-20

二、符号能指的扩张

纵观符号学研究历史,其核心总是围绕着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那就是能指和所指。但是自从符号观产生以来,人们重视的是“什么能指与什么所指结合,什么所指意指什么对象,而且重点在两项对立中的后者”,“也就是说,受语义因素驱动,大家重视所指,轻视能指。其实,能指才是所指(意义)存在的家园。”[4]24-26索绪尔在阐述其符号学思想时,着重强调的就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在索绪尔的思想中,能指,也就是音响形象,和所指一样,都是心理实体;它不是物质声音,不是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记,是我们借助感觉器官得到的关于物质声音的表象。

皮尔斯的符号观则是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上的,他认为,“人的所有思想和经验都借助于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始终处于互动之中,使符号不断变化和更新。”[5]52与索绪尔不同,皮尔斯主张符号的三元论。他按照符号形式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成了图像符号、标志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由此,如果提高普适度,能指还应该具有可感知性和可识别性两个特点[4]24-26。要保证符号之间的相互对立,其能指应该可以识别或辨别,也就是与其他能指不同。要实现符号功能,能指应该具有其区别性特征。因此,从符号学角度着眼,重要的不是表达实体的所有特点,而仅仅是构成表达式的典型特点,他们同时构成该能指的“结构”。

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等问题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学界对能指的探索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对于能指的范围认识呈现出从音响形象,到文字,再到语言符号之外的扩张轨迹[4]24-26。其实,能指超越音响形象,始于索绪尔本人:“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例如那些往往带有某种自然表情的礼节符号也仍然是依照一种规矩给定下来的。”[1]103索绪尔讨论的是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他将表示理解的“三跪九叩”视为符号,因而相应动作自然被界定为能指。后来,罗兰·巴特[6]把汤水、薄片、筷子、空洞、汽车、家具、服饰等都视为能指。他认为:“符号学将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质料和界限。”[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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